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面临哪些挑战？

　　这两年，“专家”的公共发言经常引发争议，“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甚至一度成为微博热搜。逸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对公共事件发表整体性的看法，对于专业学者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专家在公共发言上遭遇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与知识分子的退场有着相类似的原因。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群体利益、价值观的多元化，指望一个“先知”式的知识分子，用整体性的观念来批判现实、指导社会行动，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此外，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也逐渐放弃了介入公共事务的热忱。学术分工的日益专业化，使得大学等科研机构开始“偏安一隅”。除了专业性极强的学术发表，学者们也几乎不再关心具有宏观影响的公共事务。这些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同样发生在曾经最为盛产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法国。

　　和米歇尔·福柯、拉塞尔·雅各比等前辈一样，以色列学者施罗默·桑德对法国知识分子的衰落现象表达了深切的担忧。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中，他细致梳理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及其结构。相比于他的前辈，桑德提出了许多具有当代视野的、更值得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超出了单一国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力量，但如今的媒介形态，相较于知识分子的鼎盛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传声筒，但它与商业、权力的紧密联系，使得借由其发出的声音很难获得某种独立性。知识分子正面临着一个几乎难以挣脱的悖论式困境：他们必须借助他们所反对的事物，才能发出足以被听见的声音。在这个年代，观念似乎并不如媒介本身重要。因此，桑默甚至大胆预言，未来影响力最大的知识分子会是阿桑奇、斯诺登这样的“沉默者”或“告密者”——他们并不以其观点，而是以维基百科这样的机构在知识传播网络中占据的地位影响世人。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作者： [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版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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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从普遍走向特殊

　　20 世纪90 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也开始解释为何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威望会衰退，尤其是在巴黎，他把这种现象与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更准确地说，与国家的历史衰退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最初的萧条迹象的时间背景下，他的解释与诺姆·乔姆斯基的观点是对立的，这也合乎逻辑：“法国知识生活中的大人物与国家一样，都是权威与合法性的自然之源；但是，福利国家的衰退导致其智力的‘分身’*（即知识分子）的衰落。”

　　不幸的是，理性与有说服力的假设很可能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历史就像实验室里的青蛙尸体，大家切开它、解剖它，好让它符合变化的环境。朱特很准确地发现萨特式知识分子的迅速发展是同福利国家的发展同步的，同样，福利国家的衰落也见证了普遍反抗的先知形象的衰落。但是，托尼·朱特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即20 世纪50 年代末，巴黎知识分子的巨大威望实际上是福利国家出现之前的发展结果。

　　回望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当时西方世界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反抗开始变弱，我们发现，米歇尔·福柯是最早预知知识分子--作为普遍信息的发出者--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的人之一。所以，1976 年时他强调说，作为“世界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正在失去自己的地位，甚至是存在的权利。18 世纪以来进行的政治斗争，尤其是以普遍的权利与法律平等之名反对最高统治者的独裁的斗争，最终促使现代先知的诞生。福柯解释说，权力不仅仅只集中于国家机构中，它存在于每一个结构中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反对统治方式的斗争变成了局部性的、地方性的斗争，而不再是普遍性的斗争。出现于公共空间、为普遍利益发声的文人成了多余的，因为代表普遍性的传统形式失去了它们的意义。

　　没有人能够代表“所有”其他人，因此，福柯提出的新型知识分子要为自己、为同类发声。他绝对是非专业化批判型文人的对立面。他不是“卓越的天才”，而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或者技术人员。特殊知识分子在他自身的科学工作或者大学工作中变得政治化：在这个范围内，他表达对现存秩序的反对意见。这就是为什么相较于文学家与艺术家群体，研究机构与教育机构对统治文化的不满大大增加了。

　　福柯认为，“特殊知识分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出现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可以说是“特殊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身处普遍与特殊的历史联结处。这位美国物理学家对使用原子弹的反对直接源于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一旦这项工作的结果涉及全人类，那么特殊就变成了普遍。显然，并不是每一个特殊知识分子都会成为政治家，但是在生产“真相”的机构中，他的个人社会立场创造了条件，使得局部性的得失超越了最初的学科范围，而具有了某种普遍的意义。

　　从福柯的角度看，“真相”并不是研究过程中揭露的事实的整体，而是能将“真相”与“谎言”区分开来、明确使“真相”制度化的权力机制的全部规则。新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真相”而战，而是为了捍卫“真相”的地位以及他在社会中的经济与政治功能而坚持战斗。因此，与普遍知识分子相反，特殊知识分子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是改变社会的良知，也不是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是改变生产“真相”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秩序结构。显然，他并不是要彻底把权力机构与真相剥离开来，因为任何真相都已然是一种权力，而是要重新思考意识形态生产的等级秩序。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不幸的是，特殊知识分子的出现并没有像福柯在20 世纪70 年代预设的那样发挥作用。这位杰出的巴黎思想家--他很可能比他之前的知识分子-作家前辈们更加“博学”--没有向读者解释为什么特殊知识分子想要用新的“真相”生产机构取代当时存在的机构。福柯明确否认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是变化的动力，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个可替代的理论，这个理论本可以指出另一种能揭示社会现状的矛盾。实际上，罗伯特·奥本海默并不是科学家的原型，而是许许多多学者中的一个例外，这些学者一直都在生产、完善现代毁灭方式，但并不表达反抗或不满（除非有时涉及他们的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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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公共批判性的减弱

　　说到底，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专业学生同他们的专业老师一样，已经融入了生产“真相”的统治系统组织。也许只有女大学生、女性知识分子与同性恋知识分子，因为不断被贬低，无法忍受，才把福柯关于权力分散的话语理解成特殊的行动方案。他们懂得在推动公民与政治平等的艰难斗争中最好地利用这些话语，把它们作为一种合法的理论支撑。然而，这些独特的变化面对的对象是确定的、有限的，几乎无法推动知识生产者群体中批判性知识化的发展，这一发展本可以对现行的社会与政治秩序提出异议。

　　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的批评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身上得到了更好的佐证。利奥塔发表了关于大叙事终结以及总体目标消失的极端思想言论，同时，他在1984 年出版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坟墓》的文章，这意味着他要埋葬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利奥塔是一个“清醒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不能再继续坚持福柯理论中残存的仍然普遍的希望：个人的创造活动是反对现存秩序唯一的知识活动。利奥塔认为，任何的普遍主义最后都将沦为一种集体执念，个人的特殊行为是不可转让的，这才是剩下的唯一一种反抗可能性。只有防御性的地方性介入才可能阻止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常常遭受的巨大失败。

　　三年后，美国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 ）开始探讨知识分子的“消失”问题。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学术时代的美国文化》一书中，他把20 世纪末的高等教育机构描述成独立的批判型学者的大墓地。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大学里充满了以前的左派分子，他们变成了研究人员或教师：60 年代反叛的学生中最独特、最具有创造力的人更愿意待在他们反抗的温室中，他们统治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专业，如今他们还主导着研究的主要方向。但是，“特殊知识分子”默默的文化“革命”并没有改变大众的精神状态。稳定的工作、光鲜的事业、不断提高的专业化并没有催生出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20 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中标志性的知识分子。雅各比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高级”文化的生产者，能够与一个广泛的有文化的群体交流，通过与读者的对话，他能够在公共空间里推动某种政治与道德思想的发展。

　　以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开始是给小杂志写稿，他们想要与读者群体接触的努力使他们为之后进入发行量更大的报纸杂志做好了准备。如今，大学老师不需要费尽心思写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现在，研究者只给学术期刊写文章，他们努力成为最“科学的”人，这样才能在大学的体制中尽快升职。要成为一位有能力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必须要被其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接受、认可。大学里的层层隔离抹杀了向新一代人灌输、传授开放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可能性。理论话语总是显得更加艰深、晦涩，非专业的读者往往无法理解。大学语言就像一种新的拉丁语，它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使用者升职，让其保留一种能使自己与众不同的知识并维护他们重要的权力地位。公共舞台消亡了。二流的业余爱好者登上了舞台，因为曾经伟大的知识分子没有了继承者。

　　雅各比的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村”中，大学已经又变成了现代时期最初的样子，即一种生产知识的封闭机构，它生产的知识主要为了服务现存的权力机构以及保证知识生产者的垄断地位。然而，我们都知道，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自由等思想同《百科全书》一样，曾诞生于18 世纪的沙龙，这些沙龙既不授予博士学位也不颁发任何文凭。

　　20 世纪80 年代，利奥塔和雅各比的论著出版后，其他一些书又重新讨论了普遍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他们形成于现代，在政治观点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使命似乎在20 世纪末已经消失了。人数越来越多的学者圈陷入了智识的忧郁。卓越的专家们，每个人都躲在自己领域内的象牙塔里，把公共舞台抛给一群新的行动者，最终抛给了一种新的道德观。

　　《最后的知识分子》，作者： （美）拉塞尔·雅各比，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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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的变化与“快思手”的诞生

　　曾经真正的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媒体”知识分子之间通行的区分并不准确，十分有必要修正这种已然被广泛传播的错误观点。知识分子为了强化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存在感，总是很注意维持与媒体的密切关系。在新的传媒手段出现之前，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毫无疑问是为了影响舆论，但也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第二次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正是借助报纸，知识分子的反抗才为人所知，并变得家喻户晓。雷蒙·阿隆曾在《费加罗报》上主持一个长期的专栏。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很喜欢让别人给自己拍照。萨特和波伏瓦这对学术权威伴侣的照片，连同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个人，稳固了他们介入型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在激进学生中的威望。当这对伴侣在大街上贩卖一份被禁止出版的报刊时，记者们当然会赶到现场。当哲学家萨特在比昂古（Billancourt ）的罢工者面前爬到一个木桶上时，摄影师就在那里捕捉下他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瞬间。在萨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米歇尔·福柯很主动地与他站在一起。在最后一批照片中的一张里，这位伟大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与雷蒙·阿隆一起站在爱丽舍宫门前的台阶上，恳求大家帮助越南难民，未来已经立在他的身后了：“新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悄悄地出现在背景中，在照片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15 世纪，随着印刷术的巨大变革，纸媒出现，在19 世纪末与20 世纪中期之间，它的发展到达了历史的巅峰，在此之后，它不得不与电视媒体分享霸权地位。正如生产资料的变化改变了社会关系，可以说，随着传媒方式的变化，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力量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新兴的电视通过播放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或者1968 年五月运动的游行，推动了20 世纪60 年代末学生的抗议运动，那么大家很快从中吸取了教训。播放的影像被更加有经验的生产者限制、控制。电视从一两个政府控制的频道变成了大部分由私人资本控制的几十个频道，这些私人频道播放越来越多的新闻、纪录片、动作片、短片和系列片。但是节目与频道的大量增加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恰恰相反，这一切的出现都是为了削弱多样性与多元化，从最低程度上达到一种共同性，从而吸引最多的电视观众消费者。“收视率”成了最高准则，它决定了游戏规则。此外，超多的广告不断打断新闻节目、电影甚至是辩论节目，削弱了分析和判断的理性能力。具体的影像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不断重复出现，它们不仅战胜了抽象的概念化，而且还与19 世纪末以来实行的全民义务教育的基本认知概念相对立。

　　如果我们认同美国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对两部伟大的反乌托邦叙事的思考，即乔治·奥威尔的《1984 》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么可以说，后者更准确地预示了未来。赫胥黎并不害怕禁书的“老大哥”，也不害怕稍有一点意识形态偏差就会抓人的思想警察。他更害怕的是以愉悦、爱、诱惑的方式实行的压迫，换言之，通过持续的、侵入性的消遣方式，使得消费者的思想偏离其最基本的兴趣。在赫胥黎预言的资本主义世界，真相不会被一种压迫式的极权主义所压制，如欠发达国家中那样，而是会被碾成碎屑，湮没在虚假事件和无意义的社会新闻的海洋里。一些信息被不断散播给观众，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意义的，它们在这些观众中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被动性，并强化了他们中的自恋风气。电视技术已经占领了思想；小小的电视屏幕进入了每一户人家，改变了世界观。

　　电视机大量播放消遣类的节目（电视剧、综艺节目），但是它也没有忽视知识消遣的特殊形式。与纸媒一样，它时不时需要强化学习，所以它就会求助那些知识更丰富并且能够向大众播散许多“智慧”的人。同时，在公共空间的另一边，即大学与研究机构，发展出在整个人类与社会领域都极力追求细节的专业化精神。20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出现的研究者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正如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指出的那样，其中主要就是已经在某一块小小的人类知识土地上取得大成就的人，他们越来越少关注人类社会的普遍政治。这些安于一隅的专家被邀请来阐释具体的观点，但是这并不能带给他们任何独特的象征资本，他们的名字很难被记住。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剧照。

　　视觉影像很难传播政治哲学或者过于细致、综合的话语信息（其实也不能说不可能，只是收视率一直都非常低），因此，被邀请去电视台参加辩论的成功知识分子必须反应敏捷，懂得以权威的方式形成一些普遍性的解释，有时还要具有一种煽动性，但是不能与既有的思想冲突，当然，还需具有一种镜头表现力。他最好就住在巴黎或者巴黎附近，不然，他就不能在节目录制时及时出现在演播厅。他还必须懂得有效地自我推销，准确了解权威的边界，清楚大家对他的期待--无论是表现的内容还是形式。通常，他自己就认识“采访人”或者主持人，并且与“竞争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友好关系--电视节目中的辩论把那些人描述成他的“对手”。政治与意识形态多元性的形象是自由民主国家公共空间的核心，但实际上，生产这种形象意味着千万不能逾越权威共识。诚然，有时意识形态的共识基础会受到质疑，但是这只出现在秘密电视台的节目中或者收视率很低的时间段播放的边缘性节目中。20 世纪70 年代后半期，知识分子通过一些特殊的形式为大众所知。

　　过去，媒体宣传一本书，要么是因为这本书在学者或者作家群体中获得了成功，要么是因为它在知识界（landerneau intellectuel）引发了某种丑闻。但是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电视媒体记者认为自己有权决定选择哪些知识分子（如果要选择政治人物，必须由电视台台长决定）。选择的依据不是作品的文学或者理论价值，而是他们可能在大众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容性。于是，一些对媒体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飞速出版一些简短、轻盈的作品，这样他们才有更大的可能性被邀请去参加周日的电视节目。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知识分子”， 他们思考敏捷、反应迅速，十分懂得如何通过兜售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来赢得更多的屏幕时间。皮埃尔·布尔迪厄把他们叫作“提供文化快餐（fast-food ）的快式思想家（fast-thinkers）”，这十分准确。这些媒体知识分子中尚未有任何人获得魅力的权威地位，这与一些更懂得如何获取这一地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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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知识分子的主流会是“沉默者”吗？

　　1989 年，周刊《周四事件》（L’événement du jeudi ）进行了一项调查，目的是考察在世知识分子的知名度。有两个人以相同的票数排在了最前列：一位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人类学家，当时已经81 岁了；另一位是贝尔纳·毕沃（Bernard Pivot），当时54 岁，他是电视节目《省文撇》（Apostrophes ）的主持人。毕沃的影响力太大了，这个结果完全不令人吃惊。他的节目每周五晚上播出，吸引了大量不熟悉文学节目的电视观众。一本新书的作者，无论他是作家、哲学家或者学者，如果没有被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就会被视为不存在。这位小荧幕上的专业人士在知识分子圈的权力可谓前所未有。他保证了新的文化潮流的推广，他是少数能够巧妙地改变巴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议程的人之一。巴黎所有的“文化”主持人都很快地模仿这一方式，只是他们才气不足。

　　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2004 年贝尔纳·毕沃进入龚古尔学院（l’Académie Goncourt）：他是第一位进入这一久负盛名的团体的“非作家”人士。从某种角度说，这是19 世纪末记者伟大形象的回归。这些记者的媒体后人终于在一个世纪后成功对埃米尔·左拉的战友--道德知识分子的后人——实行了报复。甚至可以谨慎地更进一步说，媒体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不间断的景观社会中的文化大主角。

　　然而，“冲突不断的”世纪的后半叶，视听文化不仅仅限于电视观众。电影也成了娱乐消遣活动的一个重要提供者，在影像生产者中，有一些真正的批判型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作品在公共空间里进行思想争鸣。默片时代，雷内·克莱尔和查理·卓别林已经是“泰勒制”最尖锐的批评家，而当时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尚未意识到工人世界中的非人状况。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擅长表现冷战的愚蠢与危险，而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学者和记者都深信领导人为对抗共产主义威胁而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美国导演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 ）被好莱坞驱逐，但他让失忆的法国人重新想起“被遗忘的”维希政府。在意大利，吉洛·彭泰科沃（Gillo Pontecorvo ）像艺术家一样记录了艰难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在此之前这一直处于欧洲人意识的边缘，而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则提醒本国的历史学家法西斯主义确实是意大利的产物。让-吕克·戈达尔电影的质量堪比最好的作家的作品。

　　让·吕克·戈达尔

　　从20 世纪30 年代到70 年代，虽然存在大量陈词滥调的平庸之作，但批判型电影在促进反抗与斗争的政治意识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知识分子没落的同时，我们发现新锐电影导演也在没落。电影工业的投资方不再觉得拍摄一些引发争论的作品有什么好处，而观看这些电影的反抗观众群体也在消失。80 年代以来，非保守的电影作品--无论是私人投资还是公共投资--都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性和血腥、喋喋不休的电视剧。

　　另一个变化也正在发生。“互联网革命”即将颠覆知识游戏的种种规则。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新的传媒工具重建了书写表达、限制了影像的扩张势力，但实际上，数字化技术的完善促进了网络上新的视听形式的传播，电视频道和YouTube 一起变成了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当然，论坛、博客、社交网络一直都在建造一个新型的书写空间，但是目前来看，很难弄清楚知识分子的存在在这一媒体中由什么构成。一种古老的东西显然正在慢慢解体，被一种全新的东西所替代。这是一种民主化或一种个人化？还是一种脆弱知识的快速又短暂的“时间性”？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本·莫格勒（Eben Moglen ）要我们小心互联网给个人自由带来的危险，小心它可能会强化国家机构以及市场力量对我们生活与文化的统治，这是否合理？谁能估量这些变化，预测它们的发展？

　　2010 年反抗运动发生时，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就利用网络发布信息，鼓动大家上街示威游行。在反对暴虐的精英分子时，很多人都确信，新的传播工具是一个可以动员群众、引导自发的政治运动以及创造一个虚拟公共批判空间的基地。但是，旧秩序的迅速恢复--尤其是在埃及，却表明这些预言都过于乐观了；不可能超越互联网固有的自发性与短暂性，建立起稳定的新的政治文化。

　　在西方世界，互联网一开始充当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庇护所，他们可能是右派也可能是左派，但都被剥夺了参加电视节目的权利。网络上有观点犀利的报刊网站，与大部分的纸媒相比，它们没那么依赖大资本家，同时网络上还有一些极端主义、情绪主义、恐犹倾向的博客，这一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这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网络是一个最容易进入、最自由的知识仓库。显然，商业广告也侵入了网络，但是与电视相比，要绕开、避开这些广告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新一代人变成了各类网站的忠实消费者，他们急不可待地做出反应，但总是以一种含糊而肤浅的方式。网站的选择一直都在变化，揭示了一种持续的流动性，以致很难弄清楚他们到底喜欢什么。

　　在法国，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打开了一些新的视角：如果说在过去，教育机构、书籍、出版社、电视一直都牢牢维持着中心（巴黎）与边缘（“外省”）的传统力量关系，那么，因为互联网，文化雅各宾主义可能将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真正的质疑。目前尚未看到这种可能性的明确形状，但如果真的出现了，哪怕是部分的，就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未来几十年青年创造者在法国地区的存在方式。

　　福柯关于特殊知识分子——这些人政见差异极大——的预言即将变成现实。未来几代人中批判文化的代理人可能更像是特立独行的人，比如“维基解密”（WikiLeaks ）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或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曾经的雇员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21 世纪初，他可能比任何其他批判型知识分子对我们政治与外交知识的影响更大。命运的讽刺是否会让这些“沉默”的人物变成未来文化领域中新一代反抗者的领袖呢？这些人的权力不在于他们说的话，而在于他们在知识传播机构中所具有的战略地位。问题是直到现在，知识分子的功能几乎一直都是传播一些明晰的信息，其中不仅包含知识还包含价值评判。没有机构，没有政治组织，没有社会运动，或没有想要通过货币交换获得他们作品的忠实顾客，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这就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定义，它被这些新人物--这些因为互联网而出现的“告密者”——所损害。